土地背后的治理机制同样关键

　　朱恒鹏

　　坦率的讲，刚才听文老师讲有点失望。文老师的文章我几乎都看，说得可能有些不礼貌，我觉得进步不大，一直是拿着中级微观经济学的那套理论形成的政策建议来讲。产权私有很关键、私有以后市场化交易或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这些话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讲振聋发聩，放在今天讲都是共识。而且我们和政府官员私下接触，他们甚至讲得比我们还透彻。所以，我想现在最关键的其实不是告诉他们私有化很关键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，而是需要进一步思考，这套逻辑为什么一直不能彻底落地。

　　我最近12年一直在研究医改。我逐渐形成一个认识，我们过去讲产权非常重要，一直强调私有化是关键，但医院这类机构，国际上通常都是非营利机构占主体。非营利机构有一个明确特征：产权是无主的，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私人。对于这些非营利机构，治理机制是一项非常关键的制度安排。由此延伸到土地，文老师说土地是一个生产要素，这没有问题。如果再往下深化，土地这种生产要素，我个人至少认为的确和其他可移动的生产要素有差异。我想说的是，土地制度中产权是关键，能自由交易是关键，它后面的治理机制也是关键。

　　第一，借用香港的例子，我觉得我们在纠结所有权时，也要看到所有权实际落地的机制和治理机制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。第二，按照文老师讲的这套逻辑，农村土地私有，自由流动，自由交易，似乎适合大江南北，但是中国北方农民和南方农民有很大的差异。因为地理条件不一样，导致思想观念不一样。黄宗智讲华北农民和江南农民的那两本书，很典型地展现了这两个地方的治理机制是不一样的。在治理机制差异很大的前提下，不是简单的土地私有、自由流转就能带来一个很好的效果，结论其实不像文老师讲的那么简单。

　　我个人是推崇产权明晰和市场化的，但是医疗这样的行业的确具有社会属性，治理机制可能比产权还要复杂。由此延伸到土地方面，我觉得也有类似的特征。

　　关于赵教授的观点，以前在群里和他有过争论，我觉得赵教授是典型的国内现在一类学者的思维模式——事后根据结果倒推原因，但推出的原因不是真实的原因，尽管逻辑上可以自洽。为什么我们形成这样的土地政策？是因为这样的土地财政融资融得比较好。放到30年前，哪个伟大的学者或者伟大的决策者想出了这种融资模式？没有。是建国以后的国有土地制度让政府通过出卖土地，很容易就融到资金，然后出现了土地财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