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联涛：就业领域迎来严重颠覆

　　我们面临三大关键失衡：地区失衡、社会失衡和就业失衡。政策重点应当放在年轻人身上并为他们创造就业。

　　沈联涛/文

　　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，香港证监会前主席

　　去年英国脱欧、特朗普当选以来，不可预测的政治成为最大的颠覆因素。究其原因是工薪阶层的不安。经通胀调整的美国周收入中值甚至未超过上世纪80年代。而印度IT公司CEO们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400倍。

　　就业领域迎来严重颠覆，其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，包括人口构成、气候变化、技术和政策疏忽。

　　目前商业模式的核心是战后创造的全球供应链，通过获取全球资源来满足美国和欧洲人们的消费，主要用美元买单。技术发展帮助建立起这个供应链，用理查德·鲍德温教授的话说，第一步就是“分割生产与消费”（《大融合：信息技术和新型全球化》，哈佛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）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（IT）和电信的出现带来第二次分割，知识和技术在全球范围更快传播，带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融合。

　　鲍德温认为，通过利用网真（telepresence）和遥控机器人（telerobotics）等技术，减少人员移动的成本，将带来第三次大融合。但随着发达市场逐渐成熟，消费逐渐饱和，新兴市场面临高出生率导致人口增长、快速城市化导致压力不断增加，以及治理模式无法适应新技术等问题，其结果将是失业率上升，特别是年轻人失业。此外，加上气候变化问题，干旱、农业失败导致粮食短缺，腐败和内乱等问题，结果将是内战和恐怖主义蔓延。

　　欧洲地区目前失业率在8%，几乎是美国的两倍，意大利和希腊失业率则分别高达11%和23%。更糟糕的是，欧洲年轻人失业率平均达19%，特别是在西班牙和希腊，分别高达41%和45%。现在只能靠福利补贴勉强维持稳定，但随时有洪水决堤的危险。

　　欧洲的邻国则面临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。联合国宣布尼日利亚、索马里、也门和苏丹等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，部分出于人为原因但主要是干旱所致。可想而知，如果欧洲的邻国陷入混乱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移民前往气候相对凉爽的欧洲地区。面对这些社会压力，欧洲的增长无法达到预期，同时各国内政也越来越趋于保护主义和内向。

　　外来移民涌入将压低工资，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将减少对目前工人的需求。2016年奥巴马政府的一份报告估计，未来20年，当前工作岗位中近一半将可能被淘汰。这并不意味着同时不会出现新的就业岗位。零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人将独立从事临时工作。